《语言规划学研究》| 凌德祥 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与语言安全、经济的国家战略

《语言规划学研究》| 凌德祥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与语言安全、经济的国家战略

From 语言规划学研究语标 2019-04-17

本文原载于《语言规划学研究》2015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凌德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来华留学教育与教育国际化经济贡献度、语言教育国家战略、文化学。

摘要

面对语言安全、语言经济及母语教育的种种危机，本文通过教育资源的科学合理的优化配置，以及对中国和平发展大背景下汉语及母语话语权与教育权等问题的深入研究，从母语话语权与教育权等国家主权战略高度及国家语言安全、语言经济等层面，提出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应合理优化配置汉语、母语以及包括国内各民族语言在内的第二语言教育，全面提升汉语和母语教育权与话语权地位。

关键词

教育均衡优化配置汉语和母语教育权国家战略

中国和平发展视阈下的汉语及母语话语权与教育权

最近几年，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话语权受到高度重视，而国民话语权、母语话语权及教育权则鲜有人关注。中国和平发展必然伴随着汉语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作为汉语母语国，汉语及母语的话语权和教育权更应该得到高度重视。在英语全球化浪潮中，英语在科技话语中占据绝对的霸主地位。一方面，随着英语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散，英语作为强势语言，在国际科技话语方面已经占据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英语全球化也使汉语几乎丧失了国际科技、文化话语权和网络话语权。由于错误的导向和一味跟风，长期以来，国内普遍存在重英语、外语，轻汉语和母语的倾向，甚至在国内许多重要场合，英语代替了汉语和母语。据有关方面统计，中国有近 4 亿人学过或正在学习英语，其中大学和中小学就超过1 亿人。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驱动下，英语还被一些城市作为国际化的标志。

中国的大学也在不断强化英语教学，有的大学甚至提倡全部用英语授课，以用英语开设多少门专业课程、采用了多少英语原版教材、采用了多少使用英语教学的多媒体或网络课程来过分简单化评估和衡量办学水平。几乎所有的研究都特别看重用英语表述，过分重视在国外期刊发表，从而制造了过多虚空的英语（外语）论文。甚至不管什么性质，不管是否真的参考了外文资料，总要在参考文献中大量罗列，以示学术成果达到了“国际”水准。其实，有些外文文献与其研究论题毫不相干，而国人论著或暂时还不是名人的研究成果，虽已真正“参考”，却常常会吝惜笔墨而“略人之美”。大学教育与国际接轨绝不简单等同于用外语教学，大学的发展也绝不仅仅是照搬西方所谓的“国际化”或过分现代化的场馆楼舍的“大大”学校或“大学城”。

整个社会全面强化英语地位，英语在就学、升学、就业、晋升、选拔等诸多方面占有显著的地位。相比之下，汉语及国内其他民族语言教育则备受冷遇。作为 13 亿人口的大国，无论是国民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推行外语或英语至上都是非常不合理的。

主导民族与同化系统

作为世界经济大国、人口大国与消费大国，近年来，在进口时所支付的高价和在出口时所必须接受的低价都充分显示 , 中国正在逐渐丧失经济和金融的国际话语权、定价权，从而沦为全球的“苦力”。

中国是世界钢铁生产第一大国，是世界最大铁矿石客户，但国外必和必拓①、淡水河谷②、力拓③三大国际矿山巨头控制全球 70% 铁矿石的海运量，利用严格控制铁矿石发货量、控制全球铁矿石现货交易平台等手段牢牢掌握了定价权。如果还在说顾客是“上帝”，那么中国面对这些“臣民”——供货商，面对他们不停地提价，却似乎一直毫无讨价还价之力。

①澳大利亚公司，全球最大采矿业公司。

②巴西公司，世界第一大铁矿石生产和出口商，也是美洲大陆最大采矿业公司。

③西班牙公司，2000 年收购了澳大利亚北方矿业公司，总部在英国，澳大利亚公司总部在墨尔本。

中国在很多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资源问题和经济战略上也面临同样的困境。作为全球最大的需求和进口国，中国现在已全部丧失大豆的定价权，基本丧失了石油、木浆等定价权。关于转基因问题，农业部和有些院士的观点很值得人们深思和警惕。中国现在似乎凡是出口的东西都跌价，凡是进口的东西都涨价，比如进口到中国的汽车价格要高出其他国家好几倍。

反之，作为世界上稀土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直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国一直占据世界稀土资源的垄断地位（70%），现在由于俄罗斯、澳大利亚、美国、巴西等国大量开采，大约占 50%。但中国的稀土品位高（比美国的含量高 10 到 20 倍）、品种齐全、易于采选，而出口价格却被一味压低。现在的价格只是 1990 年的一半，有人自嘲：稀土卖了“土”价钱。

上述这些都是典型的国家经济、金融话语权的严重沦丧！这是非常不正常的，值得警醒，需要尽快采取措施扭转。最近引人注目的国家高级领导干部的违法、违纪案件，国际势力的腐蚀计、离间计和威慑计，一些牵涉到国家安全、领导干部安全保护等问题，应该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中国的汉语和母语话语权、教育权也面临同样的窘境。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语言教育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牵涉到国家主权和最高发展战略。母语话语权及教育权应与国家主权以及政治经济自主权一样，牵涉到国家的最高战略，也关乎国家语言安全、语言经济的大计。千万不要因母语话语权、教育权的国家战略存在些许疏漏而使中国沦为语言的“苦力”。

汉语及各民族语言对国人来说，其重要性永远应该是超过外语的。即便从外语教学角度来看，一个成年学生如果汉语口语和写作水平不高，他们的外语口语和写作很难真正达到很高的水平。

在现代社会，应该没有人会否认外语（特别是国际比较通用的语言）教学的重要性，也不反对专门针对某类特殊人群（如准备出国工作或学习的人）或某些专业实行双语教学，但在国民教育体系中是否需要开展全民性的外语或双语教学，是否应该过度强化单一的英语教学，恐怕就很值得商榷。二战时期，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启动了亚太多语言 / 方言教学的语言战略，“9·11”后又启动了针对新兴国家的语言教育战略（2010 年、2015 年先后推行了 10 万和 5万留学生留学中国计划阿拉伯语教育计划等）这都值得我们借鉴。

汉语是中华民族的根基，是五千年文明的载体，是全中国人的共同语。如果我们对国人一味漠视汉语、疯狂学英语与“剪稻穗”式的人才培训和教育资源的被掠夺不加警惕和重视，那么，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成果都将会“付之西流”。如果中国的英语“疯狂”不减，到下个世纪，世界许多语言被英语同化的历史很难说不会在中国重演！

综观世界强势语言的兴衰历史，语言似乎总是随着国力的强盛而强盛，随着国力的衰微而衰微。强国才可能有强势语言，弱国的语言就必然弱势。其实，语言强势还不仅仅依靠军事、政治的优势，还要看其他社会历史条件，如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人口多少、语言结构系统及其交际功能的完善程度等。在世界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证，一些弱势民族或国家的语言反呈强势。中华文明史上，中国北方曾无数次被外族征服，但这些外来的强势民族最后却都接受了被征服民族的汉语言文化。

应该看到，世界上每种强势语言实际上都伴随着高度繁荣的文明与文化。国力的强盛与语言、文化、艺术的高度繁荣互为表里。中国要和平发展，唯有在大力振兴自己语言文化的同时，不断创新现代科技文化和网络文化。

最近几年，无论是国产电脑、国产彩电、国产手机都会谈到作为核心部件的“芯片”。最初人们将由中国自主研发的芯片叫“中国芯”，后来推而广之把中国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和成果都叫“中国芯”。因此，在中国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呼唤中华大地腾飞起真正的“中国芯”。

汉语及各民族语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因，是中华民族文化意识的突出表现，是中国和平发展的“中国芯”，关乎中国最为核心的重大利益。

基因变异就会导致物种变异，民族意识更替、语言更替会导致民族认同的改变。汉语和各民族语言是中华民族和平发展民族振兴通向美好明天的金钥匙。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我们的母语教育，否则，我们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民族文化瑰宝，甚至整个中华民族都将面临变异和沦丧的危险。但愿社会各界今后能够对此高度警醒，并给予更多关注和重视。

母语与“第二语言”教育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把“均衡发展”当做今后 10 年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关键要着眼于学校的均衡发展。学校均衡发展包括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硬件部分主要指办学条件、教学设施以及校园环境等，软件主要指教师、学生（生源）、课程设置、管理体制、校风、校园文化等。

教育均衡化发展是为了切实保障公民受教育的公平权利。在义务教育尚未普及的地区，则应当致力于继续扩大教育机会，使适龄儿童人人“能上学”、人人“有学上”，实现教育机会的均等。在已经普及义务教育的地区，应当“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使公民平等地享受高质量的义务教育，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教育资源的均衡不仅指绝对意义上的资源配置的平均化和对等化，还应该是更为科学、合理的优化配置。无论是宏观的学校的硬件资源、教师资源，还是微观的课程资源、管理资源等，都应该尽可能实现更为科学、合理的优化配置，而不是一味实行简单的“平均化”。简单的平均化会给整个教育带来极为严重的损害，给教育资源带来极大的配置性浪费。

有人提倡教师定期流动、城市乡村布点建设标准的示范学校，但结果是很多地方并没多少学生就学，造成配置性浪费。好的教师离开了原有的教育环境，到基层、偏远地区的学校，同样很难发挥原有的作用。教育发展不是校舍、设施和人员的简单调配。

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不重视母语教学。正如都德的《最后一课》中韩麦尔先生所说：“当一个民族沦为奴隶时，只要它好好地保存自己的语言，就好像掌握了打开监牢的钥匙。”母语是民族走向自由和自强之路的金钥匙。现在如果我们还在说“外语 + 计算机 = 插上理想的翅膀”，那么，千万不要忘记：母语是我们飞向理想的“身体”。

联合国于 1999 年把每年的 2 月 21 日定为“世界母语日”。200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在中国北京召开“2006 世界母语日研讨会”，旨在进一步推动母语教学。当然我们不能过分强调唯汉语和母语独尊，但也不能妄自菲薄。全体中华儿女都应该学好、用好汉语和母语，带动更多的人使用汉语和母语，促进汉语和母语的健康发展。

其实，现在最可怕的不是汉语和母语话语权受到英语的挤压，而是面对英语的“霸权”，我们丧失了自我，采取一味跟风的态度。更有甚者还极力助推英语的“疯狂”，一步一步地主动放弃汉语和母语话语权。

2010 年 1月23日、24 日两天，上海市的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东华大学 6 所高校举行自主招生测试，考生人数逾万。有 4 所学校或理科生不考语文，或全部考生只考数学和英语两科。这一做法引起了社会极大争议。如果单独从“自主招生”角度来看，既然是让高校“自主”，别人似乎就不该对此说三道四。但若从课程科学合理的设置角度、从汉语母语教育权、话语权、语言安全等国家战略角度来看，这一做法应该有非常大的问题。

1932年3月至1945年8月，日本在中国东北（还包括内蒙古东部、河北省北部）建立的伪满州国全面强力推行殖民化日语教育。今天，也许大多数人还能清醒地认识到当时日本侵略下的强化日语教育的本质及外语教育的恶性配置后果。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西方各国对中国采取孤立政策，加之中国与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切向苏联学习”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国策。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全国上下普及俄语教育，取消其他外语科目。50 年代末，随着中苏关系的走低，全国俄语教育规模开始收缩，其他语种人才极度匮乏。1957年开始动员在校俄语专业学生改学其他语种，此后一直到“文革”时期，俄语教育极度萎缩，全国大量俄语人才改行，造成人才浪费，甚至不少人在政治冲击下还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应该算是中国外语教育史上国家范围的教育资源配置性灾难。

从宏观角度来看，母语与外语教育的配置，不是根据个人喜好，也不能一味地考虑所谓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应该从国家战略高度去考虑母语话语权与教育权的问题，同时更要从国民教育长期的实际需要，来科学、合理地优化配置课程资源、教学资源和社会资源。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其语言战略不应过度提倡外语或英语至上 , 更不应该提倡所有论文都要用外语发表，没必要人人都学会用英语写文章。除特别需要，绝大多数情况下还应该充分利用专业分工，有选择地、适时地进行翻译。更不必无论何种场合，举国上下人人“言必英语”。相反，恐怕更应该提倡用外语发表的论文尽量、甚至必须要翻译成汉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以便“研为中用”。换句话说，国家投入资金让你去研究，结果成果首先用英语书写或在国外期刊发表，国人反倒不能尽快方便享用，难道这正常吗？

不是所有的考试都必须要考外语，对全体普通国民而言，母语才是诸多语言教育中最重要的，母语的使用才是最根本的。而国内的各民族语言教育也应重于外语教育。只有强化包括汉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在内的母语教育，才能真正做到既提高全民教育质量，也大大节约全体国民的教育成本。这在一个教育还不算十分发达、人均占有教育资源还比较贫乏的国度尤其重要。

中国的语言教育一直过度重视外语，实际上忽视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各个民族的“母语”和“第二语言”教育。对汉族人来说，“第二语言”包括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对国内少数民族来说 , 第二语言包括汉语、其他民族语言和外语。中国应从中国国情、语言资源优化配置、语言安全、语言经济等战略高度，在重视、强化母语教育的同时，全面调整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方针、政策，加强“第二语言”教育。

其实，中国现在存在着一些思维误区或认知盲点 ,因为习以为常 , 人们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笔者认为，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是那些习以为常的问题。比如，从相关的一些概念来说：中文（中国语文）、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中国历史

等，这些“中国”是否真的涵盖了包括全国各个民族在内的“中国”？再比如，在国外的汉族人和其他民族的人是否都认同“华人”？因此，或许应该有国籍概念的“中国人”和地域、来源概念的“中国人”。

参考文献（略）

征稿

《语言规划学研究》是语言规划学学科的重要刊物。本刊欢迎以下各类来稿：

1. 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究

2. 少数民族语文应用研究

3.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

4. 语言生活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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